八一文学

第110章 时代的回望——房产经济的红利与循环（第1页）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2017年。站在2017年的岁末回望，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十二年上升周期。这十二年，恰是中国加入wto后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化、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的黄金年代。自2005年“国八条”调控后市场企稳回升伊始，其间虽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剧烈冲击（当时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一度同比下降近20%）、2011-2012年“新国八条”下的深度调整（部分城市房价环比下跌）、2014年“高库存”引发的阶段性恐慌，但每一次回调后都伴随着更强劲的反弹，整体趋势顽强向上，勾勒出一条举世瞩目的增长曲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至2017年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从5.5亿平方米增长到近17亿平方米，年均增幅超过10%；销售额从约1.8万亿元猛增至超过13万亿元，膨胀了逾七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相较于2008年低点，部分核心区域涨幅已达十至十五倍；即便是在油城这样的三线城市，房价也普遍实现了三倍的增长。 此时，我依然活跃在房地产相关领域，但早已完成了从“炒号人”到区域代理商，多年的摸爬滚打、对完整周期的亲历与冷眼旁观，尤其是与佳佳（她已从经济学博士成长为高校教授）持续多年的深度探讨，让我对房地产的认识超越了早期的投机视角，上升到宏观经济结构、社会变迁与制度演进的层面。我终于透彻地理解到，中国的Gdp增长与社会稳定，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特定历史阶段，与房地产业的关联并非简单的“依赖”，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共生”关系。它像一个强大的心脏，通过复杂的血管网络（产业链、资金链、财政链）将增长的动力泵送至国民经济的每一个角落。

首先，我深刻认识到，房地产绝非仅仅提供“居住”功能那么简单。它是在中国快速城镇化历史进程中，承担了多重战略任务的复杂系统：它是快速积累资本、完成城市基础设施“原始积累”的核心工具；是吸纳超大规模劳动力、维护社会稳定的“就业海绵”；是银行信用创造最主要的抵押品和渠道；也是居民财产性收入最重要的载体和财富象征。

1. 上游拉动：重化工业的“定盘星”与循环起点。房地产开发是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等基础原材料的最大消耗领域。据统计，建筑业钢材消费量占全国总消费量的比例长期超过50%；水泥产量与房地产开工面积增速高度相关。 这些行业具有显着的重资产、长链条、高就业密度特性，其景气度直接关系到上游采矿、能源、运输等更基础产业的兴衰。楼市兴旺，则高炉不停转、矿山机器轰鸣、铁路公路货运繁忙，整个重工业体系血脉通畅；楼市一旦冰冻，连锁反应将是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相关税收锐减，其对地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冲击是立竿见影且破坏性极强的。可以说，房地产是启动和维持中国重化工业产能循环的关键“开关”。

2. 中游驱动：消费升级与制造业转型的“传送带”。房子从钢筋混凝土的骨架，变成可以安居乐业的家，需要经历漫长的“填充”过程。这直接拉动了建筑装饰（产值数万亿）、家居建材（陶瓷、卫浴、地板、灯具等）、家用电器（空冰洗、彩电等）等庞大的制造业体系。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消费升级：人们对更好装修、更智能家电的追求，倒逼制造业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方向转型。新房交付量，不仅是这些行业未来订单的先行指标，更是观测中国家庭消费能力和意愿的重要窗口。 没有持续、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和交易，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和庞大的内需市场将失去一个重要基石。

3. 下游支撑：服务经济的“孵化器”与社会稳定器。房产交易催生了庞大的中介、评估、法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物业管理行业管理着数百亿平方米的住宅，直接就业人员以百万计，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围绕成熟社区形成的商业、餐饮、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服务业，更是吸纳就业的“海绵”，其就业弹性远高于第二产业，对于缓解经济波动带来的就业压力具有缓冲作用。 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托举着的是一个从蓝领到白领、覆盖数亿人口的、层次丰富的就业生态，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土地财政”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复杂作用和历史必然性。它并非完美的制度，但在中国分税制改革后、地方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背景下，它事实上扮演了“城市运营商”的角色，通过土地资本化，为快速城镇化筹集了天量的、无需当期偿还的建设资金。这套机制的精妙与争议，都源于其将未来的土地收益贴现到今天使用的本质。

1. 城市基础设施的“杠杆”与“信用”。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全球最长的高速公路网、高铁网，遍布大中城市的地铁系统，以及数量众多的机场、港口、市政公园、文化场馆，其建设资金很大程度上源于土地出让收入及其作为抵押品撬动的金融资源。没有这套机制，很难想象中国能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完成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历程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种“时空转换”的魔法：用未来的土地增值，支撑当下的巨额投资，快速改善投资环境和人民生活条件，从而吸引更多人口和产业，创造更多的未来收益，形成正向循环。 其带来的正外部性，惠及了城市里的每一个人。

2.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加速器”。这些财政收入，远非“土地出让金”单一科目。房地产开发和交易环节产生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共同构成了地方财政的支柱。这笔钱持续投入到教育（新建、扩建中小学）、医疗（医院建设、设备更新）、社保（养老金、低保）、保障房建设（棚改、公租房）、公共交通补贴（低廉的公交票价）、公共安全、环境治理等纯粹公共品领域。 我们享受的低票价公交、不断扩大的医保报销范围、日益完善的社区养老中心、给老年人发放的高龄津贴、给困难家庭的补贴，其背后都有土地和房产相关财政收入的巨大贡献。 这是一个精密的循环：房地产业繁荣 -> 政府获得“经营城市”的收益 -> 有能力提供更优质、更普惠的公共服务 -> 市民获得感、安全感提升、城市吸引力增强 -> 土地价值得到支撑 -> 进一步巩固地方财力。所谓的“菜篮子”工程、惠民措施，其可持续性深深植根于这套循环之中。

房地产的另一重关键作用，在于其作为信用“锚”的功能，是中国特色信用创造体系的核心节点，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信用扩张和货币流通。

1. 居民部门：财富效应与消费信心的基石。对于中国家庭而言，房产是资产负债表中最重要的资产项，通常占比超过60%。购房行为不仅是消费升级，更是家庭最重要的财务决策和财富积累途径。住房抵押贷款的存在，使居民能够将未来的收入“贴现”到今天，提前实现安居梦想，并通过“财富效应”（房价上涨带来账面财富增加）显着提升消费信心和能力。 同时，拥有房产这一优质抵押物，也增强了居民获得其他消费信贷、经营信贷的能力，进一步激活内需。

2. 企业与金融系统：信用扩张的“发动机”。对于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言，土地和房产是获得银行贷款、发行债券进行扩大再生产和新城建设的最重要抵押物。商业银行体系基于不断升值的土地和房产抵押，创造了天量的信用（m2），这些货币通过贷款形式注入经济体，驱动了投资和消费的循环。可以说，房地产是过去十几年中国广义货币m2高速增长的重要信用基础。 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上下游无数企业的融资需求和投资活动，使得资金在整个经济体系中高效循环起来。